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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认知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教材混淆字和词的结构的现象和根源，包括相关问题的认知错觉。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就是语言体系中最小又自由的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实体单位；字是文字的基本单位，就是做为书面语形式的文字体系中最小又自由的视觉形式单位。汉语中的“字”除了文字基本单位的意思，经常包含音节、语素、词的意思，导致语言学领域一些人产生认知错觉。

关键词:英语;汉语;字;词;语素;部件


1　字和词的认知错觉普遍存在

字是汉语的文字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在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的文字中显得别出一格。因此，在中国的语言学著作和教材中，不能回避有关字的问题，特别是字和词的问题。“词”是语言系统中最小又自由的基本单位；“字”是文字系统中最小又自由的基本单位。文字是书面语的形式。

汉语用语素文字，1个字一般单独记录一个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语素或者单纯词。所以有人们普遍把汉语的“字”错误地对应英语的“词”，甚至进一步产生其他错误认知。目前网上流行的免费自动翻译软件多数在把汉语的“字和词”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出现误解。我们调查了7种，错误翻译的有5种：有的混淆翻译成“word and word”（有道，百度），有的都升级翻译成“word and phrase”（Google，金桥，必应）。值得高兴的是，雅虎、爱词霸这2种软件能够正确区分成：“character and word”。为什么流行翻译软件对字和词的认知错误比率这个高？我们传播语言科学的教材是否有责任？

无论汉语研究还是外语研究领域的学者出现认知错觉的现象都很多。他们混淆汉语的字和词，进一步把汉语的字和英语的词错误对应的现象非常普遍。语言学术语建设也不健全，只有彭泽润、李葆嘉主编（2000）的《语言理论》等个别著作和教材对“字”有明确的定义。

其实任何学问都是认知的结果。在中国流行认知语言学以后，这种错觉被提升到认知科学高度，使错误得到巩固。因此，分析语言学教材特别是认知语言学教材混淆字和词及其相关现象和这些错误的认知根源，建立科学的语言理论知识普及体系，很有必要。

下面从认知语言学、汉语学术界的普通语言学和外语学术界的普通语言学3个领域选择代表性教材做批评性评论。

2　认知语言学教材中的认知错觉

我们先看来自外语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用汉语写的认知语言学教材。因为他们外语水平相对高，更加容易成为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带头人，但是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母语汉语，甚至对普通语言学缺乏足够的科学认识，导致他们把有关理论嫁接到汉语的时候产生错觉。先看例子：

（1）认知语言学更适合于对汉语进行分析，因为汉语是象形和形声文字发展而来的，对其字形、本义以及引申义的研究有利于发掘文字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赵艳芳 2002：196）

（2）汉字……象形字……其实，英语中也有许多象形词，是人类认知趋同的体现，象形字词的形成是人类利用隐喻的结果……“人”是人的侧面……zigzag（之字形），在就很像弯弯曲曲的形状；wave（波浪），w就像水波浪的形状……“鸡胸”是人的胸骨突出的一种病症……pigtail（辫子）……像猪的尾巴……worker就相当于汉字的“本”，work就相当于汉字的“木”……英语中词素，特别是前缀，说得形象一点，就相当于汉字中的形旁。（陈建生2008：56-65）

针对例子（1），王庆（2010：1）引用胡明扬教授的话这样议论：“2008年，胡明扬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讲到一个例子。当他读一本叫做《认知语言学概论》的书的时候，看到有这样的话……他就不想继续看这本书了，因为竟然有‘汉语是象形和形声文字发展而来’这样的说法，其余的部分难道还能有什么高论吗？胡先生的说法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现今语言学研究中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这是混淆文字和语言的极端表现。汉字的历史比汉语短得多。汉字只是汉语演变的最近阶段才出现的用来书写汉语的外在形式，跟汉语的内部结构毫无关系。这样的认知语言学教材能够达到我们科学认知语言的目的吗？

例子（2）可以说是上面这种逻辑混乱的认知思想的淋漓尽致的具体表现：

第一，术语混乱。作者为了配合自己牵强附会的混乱“认知”，只好在连续的话语中不断变换术语：“象形字——象形词——象形字词”，使讨论对象捉摸不定。

第二，字和词的结构分析混淆。“人”是象形字，毫无疑问。但是，“zigzag”和“之字形”是词的结构问题，是通过字形的比喻从语言角度创造词，理据是词要表达的那个客观事物的形状在英语生活中像英语字母的“z”，在汉语生活中像汉字的“之”。“之”是象形原理创造的字，但是，“z”、“w”不是。

第三，看不到词的创造原理中的文字比喻和非文字比喻的共性。如果说“z”和“之”是把文字形体当做一种特殊事物来比喻，那么“鸡+胸”和“pig+tail”是更加普遍的非文字事物的比喻。比喻的喻体即使跟字的形状有关，还是跟字本身的创造原理无关，只是词汇问题。“像‘之’字一样的形状”跟“像‘鸡的胸部’一样胸部骨骼突出的人体病态”是本质相同的比喻。

第四，明显把英语词的结构和汉语字的结构错误等同。“work——worker”是一个词根充当的单纯词加词缀变成派生词的构词变化过程，“木——本”是象形字加指示标记变成指示字的构字变化过程，它们运行在语言和文字两个本质不同的层面，却被错误地对接起来。“work——worker”能够跟汉语进行逻辑对接的认知现象应该是“工作——工作者”或者“读——读者”。至于从文字角度给汉字的“木——本”从英语文字中找对应关系，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英语文字是音素文字，26个音素字根本不需要像汉字中成千上万个语素字这样复杂的结构原理，因此不需要部件。

3　汉语学术界普通语言学教材的认知错觉

为了体现分析对象的权威性，我们在评论语言学理论教材的时候，选择两本非常流行的普通语言学教材。首先分析汉语专业领域的普通语言学教材的著名代表——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这本教材在198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做了细小的修订，先后在1991年和1997年出版第2版和第3版。我们分析的是经过原书作者以外的王洪君、李娟修订的2010年出版的第4版（叶蜚声、徐通锵2010），引用内容的页码见引文后面的括号内。

（1）语言中的语素、词这些单位包含音和义两个方面，文字是对语言中这些小的音义结合体的再编码。做为书写/视觉符号，文字除了语言的音、义之外，还有自己的形体。（第163页）

这里大概是想说文字记录口语，口语是声音和意义结合的，所以文字记录后的书面语言是形体、声音和意义3个方面结合的。可是，作者首先把书面语当做文字，把符号和符号形式混淆起来。如果说口语是思维的符号，那么这种符号的形式是语音；如果说书面语是口语的符号，那么这种符号的形式是文字。其实第3版第154页说“字形则是文字所特有的”，虽然还是没有明确区分文字和书面语，但是那时的表述更加能够突出文字的本质特点是视觉形体。第4版这样表述反而退步了。不过第4版第185页有科学的认识：“正像语音是体现口语的……文字本身不是书面语”。可是为什么作者自相矛盾，自己也在不少地方混淆文字和书面语呢？这里的正确表示应该是：“语言中的词和语素这样的符号实体单位具有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两个方面。跟它们分别对应进行文字编码以后，形成词文字和语素文字。这些文字除了自己本质上的形体，还能够再现口语中的声音和意义。”

（2）拼音文字一般是以……一串字母……对应语言中的次小的语法单位……词……汉文则一般以……“字”对应汉语里的最小语法单位……语素。（第163页）

这里大概想说拼音文字记录语言以后可以最直观地看到一串记录词的字母被空格明显隔离着，然而汉字记录语言以后只能直观地看到记录语素的一个一个的字，没有隔离词的专门距离。作者不是根据文字在同一逻辑层次的记录情况来区分两种文字，而是根据书写方式中的表面现象来区分。英语、德语、俄语等语言最古老的文字，书面词之间也没有现在的词式书写文本中的空格，采用的是字式书写（彭泽润2008：19）。难道增加词距前后的文字有性质的不同？汉字记录汉语后添加词之间的空格难道会改变汉字是语素文字的性质，会从语素文字变成词文字？为了加深这种错觉，修订作者还配套创造“次小语法单位”的术语。作者还在第86和第88页分别认为词比语素大，句子最大。其实句子、词和语素是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根本不存在数量上的必然的大小关系。虽然句子可能大于词，词可能大于语素，但是也有完全重合的情况，例如“好！”。句子是动态交际中最小的自由单位，词是静态备用中最小的自由单位，语素是原料中的最小的有意义理据的单位。这里的正确表达应该是：“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分别主要用字母对应音节和音素，然后一般会把记录一个词的字母用空格隔离，使词的书面形式变成一个（例如a）或者一串（例如say）字母；然而语素文字主要用字单独记录语素，而且一般不在词之间添加间隔标记。”

（3）汉文的一个方块字在语法层面上大多对应语素，在音系层面上大多对应音节，所以可叫做“语素-音节文字”……英文的文字词……可以叫“语法词-音系词文字”，简称“表词文字”。（第173页）

这里在说汉语的文字的时候，语素和音节的判断标准不在一个逻辑层次上。汉语文字中的字确实是跟语素大致一对一，所以一般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由于汉语语素一般用一个音节长度的语音形式表达，就给作者一个错觉，以为汉字也具有音节文字性质。音节文字是什么意思？字和音节在数量上大致一对一，例如日语的假名。按照这个标准，汉语普通话大约有1300个音节，如果采用音节文字，只需要大约1300个字。事实上汉语通用的字就接近1万个。怎么能够认为汉字同时具有音节文字性质呢？这样的表述跟作者自己在前面做的文字分类也自相矛盾。在说英语的文字的时候简直不知所云。一个前提性认知错误是把英语文字中被词式书写空格隔离的记录词的字组当做文字的基本单位，结果得出跟作者文字分类标准格格不入的文字类型了。根据作者的分类标准，只有古代汉字具有词文字特点，例如“学而时习之”用5个字对应记录5个词。这里的正确表达是：“汉语文字由于字跟语素大致发生一对一的关系，所以叫做语素文字。虽然字跟音节在语音长度上有对应关系，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汉字同时具有音节文字性质。英语文字的字（习惯叫做字母）跟音素大致发生一对一的关系，所以叫做音素文字。虽然在书写方式上一个词用的字被空格隔离，形成一个醒目的词的视觉整体，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它是词文字。”

（4）与语言的音义结合体相对应的那一级文字单位……可以拆分为更小的形体单元。比如英文的词可以拆分为“字母”……汉文的方块字课拆分为“字元”（传统统称“偏旁”、“部首”，下面我们把所有文字的最小单元统称“字符”……把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意音文字……从字符层次来看不存在表意文字。（第174-175页）

这里有逻辑混乱。为什么文字分类只要考虑声音和意义结合的单位？这跟作者说的文字分类标准也矛盾。英语的词怎么拆分字母？词只能拆分出语素。语素也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为什么考虑英语的时候不考虑语素？无非是被词式书写用的空格迷惑了。怎么把英语的词和汉语的字这样不在一个逻辑层次的概念做对比？字母也不跟部件在一个逻辑层次。字母是字，最小又自由。部件虽然比字小，但是没有线性结构的自由，只是字内部的平面要素。把字母和部件搅混在一起以后，作者就无法使用传统的概念“字”和“字母”，只好采用一个同时表示字母和部件的含糊概念“字符”。如果把部件当做字内最小代码，那么音素文字一般采用单纯代码，一个代码充当一个字。然而，表意文字和一些音节文字因为对应的语素和音节数量庞大，构成一个字的代码一般多于一个代码，例如语素文字的形声字和会意字，朝鲜语用的音素化音节文字中的字。虽然一个部件可以充当一个字，但是不能把字和部件混淆起来叫做“字符”。正如一个语素可能单独充当一个词，但是不能简单地把语素和词统称语符就完了。这本教材不仅回避了“字”的定义，而且对“字符”也只是举例，没有定义。没有定义就无法判断不同的例子是否建立在同一逻辑概念基础上。“意音文字”其实是表意文字中的主要小类，就是形声字。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是部件，跟从字的记录功能划分出来的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大类不在一个层次。（彭泽润，蒋文华2004：124）按照作者的逻辑，从部件层次划分文字类型，象形字就是“表意文字”。可是作者怎么不根据象形字、会意字承认有“表意文字”呢？可见几个划分标准顾此失彼。这里的正确表达应该是：“字是文字体系中能够线性拆分编排的最小自由单位。部件是字里面具有理据性的最小形体单位。音素文字的字全部由根据音素理据确定的单一视觉代码充当，因此字和部件重合，分析的时候不需要使用部件的概念。其他类型的文字有可能要使用几个部件，例如汉字的‘清’左边的部件有记录对象的意义理据，右边的部件有记录对象的声音理据，但是这些理据并不跟记录对象的全部意义信息和抽象的声音单位完全吻合。从部件层次来看，确实有单纯的意义理据部件构成的字，例如汉字的象形字，但是不能把部件理据当做文字分类的标准，而要把字的整体记录功能当做文字分类的本质标准。”

（5）越南语跟汉语一样属于单音节孤立语（第181页）

这里说明作者再次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现代汉语的词80%是多音词。例如“学而时习之”在现代汉语中说“学习而且经常复习它”。越南语可能比汉语保留更多的单音节词，但是现代越南语也不应该叫做单音节语言，因为多音词也占有很多比例了。越南语的现代文字是音素文字，但是采用音节式书写，就是一个音节空一格。已经有学者提出改革越南语书写方式，放弃受到汉字影响产生的音节式书写方式，采用音素文字普遍采用的词式书写方式。同样是湖南西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同样采用拉丁字母形体的音素文字，土家语采用词式书写，苗语采用类似越南语的音节式书写（彭泽润2008：150），这是因为设计文字的人在对待语言单位的观念上没有一致的科学认识。这里的正确表达应该是：“汉语和越南语一样，从现代语言事实来看，不再是单音节语言，但是在书写方式上还是按照古代汉语那样的单音节语言的习惯书写。不仅汉语的汉字是一个字对应记录一个音节长度的语素，而且越南语的文字后来即使改革成了音素文字，还保持在音节之间添加空格的旧习惯，而不像多数音素文字一样在词之间添加空格突出词的界线。”

（6）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而只是……注音工具（第183页）

这里对国家语言法律视而不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了汉语拼音有拼写普通话和给规范汉字注音的双重功能。正确的表达应该是：“汉语拼音方案还不是取代汉字的正规文字，但是它除了给汉字注音的功能以外，还有在汉字不能和不方便使用的领域直接代替汉字拼写汉语的功能。”

4　外语学术界普通语言学教材的认知错觉

外语学术界对字和词的认知错觉相对来说更加多。前面说的认知语言学教材多数是外语学术界学者编写的。下面我们分析外语学术界流行的普通语言学教材。

1988年以来北京大学胡壮麟为主编写了分初级、中级和高级的3本普通语言学教材。这些教材除了高级版本只有英语版本，其他都出版了英语和汉语两种版本。这些教材基本上忽视了文字的理论，漠视文字的作用。只有《语言学简明教程》有“文字系统”的专门章节。这本来是可喜的事情，但是这里介绍的文字理论有不少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些地方。引用的都是胡壮麟、李战子主编（2004）的汉语版本的内容：

（1）文字……可以将声音元素转换成视觉元素。（第132页）

这里存在对应概念的逻辑严谨问题。“视觉”应该跟“听觉”而不是“语音”对应。“语音”是跟“文字”对应的。听觉形式和视觉形式只是语言的不同形式，不应该用一个表达模糊又不准确的概念“元素”。应该说：“文字……可以把语言形式从听觉形式转换成视觉形式”。

（2）语言是一个国家独一无二的特性，但文字却不一定。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文字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第133页）

这里本来想说明语言和文字的不同，结果让人更加糊涂，看不到不同。语言怎么体现国家独立的个性关系？英语被那么多国家做为国家通用语言，怎么通过语言体现国家的“独一无二”的个性？作者回避了这些事实，只是接着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从外国“借用”文字。如果这样理解“借用”，那么语言也可以借用，例如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借用了英语。因此，语言和文字都是没有国界的。各个民族应该爱惜自己的语言及其文字，同时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接受具有优势的语言和文字。但是，可以说明，借用文字比借用语言相对容易，借用了语言自然就同时借用了它的文字。这种借用跟国家没有必然关系，国家内的不同民族同样可以发生，例如新加坡借用外国的英语，中国满族借用国内的汉语。

（3）很多中文汉字都来源于图形文字……其他古代语言同样如此……（第134-135页）

这里大概想说现代汉字来自古代汉字。古代汉字从图画起源，具有图形特点，其他古代语言的文字也一样。但是“中文汉字”让人莫名其妙。“中文”在专业领域目前也时髦地被当做“汉语”的代称，其实不科学。汉语是中国的通用语言，即使把汉语叫做“中国语”，也应该简称“中语”，不应该用让人误解成“中文”，因为“文”做为构词语素一般指书面语。当前流行的“汉语桥中文比赛”是这种逻辑混乱的典型表达。《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用了“汉语”30次，也用了“中文”5次。“中文”本来是“中国语言文学”的简称。即使把“中文汉字”表达成“汉语汉字”，也跟后面说的“其他语言的文字”不对称，除非跟“日语汉字”等对应表达。这里的正确表达应该是：“汉字中许多字继承了早期的图形特征……其他古代语言的文字也一样……”

（4）其音节被其他人借用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希腊人完成了将辅音从元音中分离这最后一步……（第136页）

这里大概想说语素文字中抽象对应记录音节的字（其实是不区分语素，写同音的别字）被其他人借用书写自己的语言就形成了音节文字，把音节中的元音和辅音分开书写就形成了音素文字。可是，“音节”怎么被借用去“书写”语言？音节是语音单位，不是文字单位。“元音”里面怎么可以分离出“辅音”呢？元音和辅音只是音节中分离出来的两种音素。这里的正确表达是：“它偶尔使用的音节字被其他人借用去系统地书写自己语言的音节……希腊人完成了从只写辅音不写元音到把音节中的辅音和元音分开书写的最后步骤……”

（5）电子文字和传统的纸印文字大不一样，它可以加入视觉和听觉信息……电子文字既不属于书面语言也不属于口头语言的范畴，而是介于这两个之间……Bordia……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方式归纳为“结合口头文体与书面文本的通讯方式……‘表情符号’的手段达到了与口语交流相同的效果”（第136-137页）

这里的意思大概想说电子书面语由于可以插入表情符号等视觉信息，也可以插入环境声音等听觉信息，具有再现口语表情语境的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电子书面语具有口语和双语面结合的特点。当然如果同步展现文字和语音，那就不是电子书面语了。Bordia的观点也许是说电子信息媒介可以实现对书面语和口语的混合再现，计算机用电子方式提供了全面的语言信息传播方式，可以表现看的书面语，也可以表现听的口语。Bordia的观点无法印证作者的观点，跟作者的意思不同。其中“电子文字……属于……语言”的表达混淆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表情符号”再现了口语交流中的伴随口语的表情语境，但是表情不是口语本身。这里的正确表达是：“电子书面语跟传统的纸张书面语很不同，可以插入一些视觉和听觉语境，提高了口语再现能力，能够更加直观地再现口语，甚至可以跟电子口语同步展现。”

（6）语言表达的元素可以是单词、音节或者音素……所以，文字系统可以被归纳为三类：形素文字、音节文字和拼音文字……（第139页）

这里大概是想说文字的类型跟字主要对应什么口语单位有关，3种语言单位形成3种文字类型。可是作者前面用“或者”后面用“和”，前面用“单词”后面用“形素”使人感到逻辑混乱。“语言表达的元素”也使人更加糊涂，其实就是语言单位。可是语言单位除了“词”，还有“语素”，现代汉字就是根据语素确立的语素文字。“形素文字”故意混淆词和字的关系，似乎是为了“自圆其说”，因为作者意识到用“词文字”又不符合现代汉字的特点，用“语素文字”又不跟前面说的“单词”对称。其实作者在第142页用了“词素型文字”的概念，说明作者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现代汉字是语素（词素）文字。可见，前后自相矛盾。“形素文字”似乎跟“音素文字”对应，其实不在一个逻辑层次：音素文字说一个字记录一个音素，“形素”文字似乎说一个字内部往往可以找到跟意义有关的部件形体。“拼音文字”跟前面的“音素”也不对称，应该包含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这里的准确表达应该是：“语言中可以相对计量的单位从多到少依次是词、语素、音节和音素，因此文字根据多数字直接对应这些单位的不同形成词文字、语素文字、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等类型，文字中字的总数也依次有几万、几千、几百、几十的大致差距。”

（7）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方块字，而不是单词。这样一来，它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单个音节语言，即“一个字，就有一个音节，并构成一个概念”。（第141页）

这里大概想说汉字的每个字在外表上形成一个占用平面空间等同的方块，字和字的排列不受到词的影响形成词的间隔；然而，英语等语言用的文字是窄长形状，写起来高低不同，而且由于实行词式书写，词之间有空格，导致每个词的字根据语音单位音素的多少不同占用的平面空间长度也不同。作者这里的表达相当混乱。先看“汉字的……结构……单词……语言”。字的结构跟词有什么关系？“汉字”又怎么变成了“语言”呢？字记录语言中的词，但是不存在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只有字的书写方式跟词有关系。即使想说“汉语是单音节语言”也是错误的。如果说文言文的词是单音节为主还可以理解，但是，现代汉语的词多音词已经占有主要地位。引用“字本位”教材关于字、音节和概念对应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概念表达的起点是词，然而语素文字中很多字记录的是词内部的语素，这个语素不能表达概念，例如“学习”的“习”不能表达概念，只有整个“学习”才能表达概念。这里的正确表达是：“汉字是语素文字，它的字在外表上形成方块，在功能上记录口语中的语素。因为语素是有意义的，所以用这种字记录的书面语素形成形体、声音和意义3个方面结合的格局。汉字也不像英语等语言的文字，在词和词的书写之间添加一个隔离词的空格。”

（8）如果我们采用拼音文字来代替目前的方块汉字的话，那么在使用方面就会出现混乱和问题。举个例子说，光发“yi”这个音的汉字就有91个之多……一些发明的文字可以说是天才的设计，最有名的是世界语……（第142页）

这里大概想说汉语无法采用音素文字，因为那样无法区分同音词，人们试图推广基于音素文字的人造语言——“世界语”。作者用“方块字”跟“拼音文字”对立，混淆了文字的现象类型和本质类型。方块只是文字的外表现象，不是文字的本质功能。作者对同音词的误解很深。91个“yi”并不都同音，首先有声调的不同。即使从阴平声调的音节来看，在现代汉语中其实只有数词“一”具有词的资格，其他字记录的是同音节的不成词语素，都要跟另外的语素结合才能做词用：“医生、依靠、衣服……”。这些词怎么会同音呢？虽然汉语确实跟所有语言一样，都有同音词，但是都不会多得不能使用音素文字。其实作者在同一页又说到“汉字系统的复杂性可是说举世闻名”。“世界语”是语言，为什么被作者当做了“文字”？这里的正确表达应该是：“汉语使用语素文字，同时配备了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助手，就是汉语拼音。汉语要是直接采用音素文字，不能按照传统习惯书写，应该按照词书写，这样才能减少同音词多的错觉。人们试图推广基于音素文字的人造语言‘世界语’，理想是好的，但是因为缺少母语生命力，现实价值并不乐观”。

（9）汉语拼音是用来拼写汉字的一种工具……很多中国人在家中并不使用普通话，一直到小学时代才会学会汉字的普通话发音。（第144页）

这里大概想说汉语拼音可以帮助学习汉字和普通话，但是不少人是上学以后才有说普通话的机会。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无视国家语言法律，跟汉语领域的语言学理论教材一样，有意降低汉语拼音的作用。作者完全忽视了拼音拼写普通话的功能，又错误表达了给汉字注音的功能。作者还以为把记录方言词的汉字按照普通话发音就是普通话了。这里的正确表达是：“汉语拼音是拼写普通话和给汉字注音的工具……以前很多中国人上学以后才开始说普通话。”

要系统了解上面认知错觉的根源和有关语言学术语体系，可以参看我们的《语言理论》（彭泽润、李葆嘉主编2009）。

（说明：本文2011-06-27编辑部收到。3年来，先后审稿和退回来修改和校对16次。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和编辑部的认真态度。本文2011年4月在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语言理论研究会第2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同行指正，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陈建生，2008，《认知词汇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胡壮麟、李战子，2004，《语言学简明教程（汉语版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泽润，2007[2005]，《词和字研究——中国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共性和汉语个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彭泽润，2008，《词和词式书写研究——中国语言规划新前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彭泽润、蒋文华，2004，形声字不是意音文字——部件和字的相关理论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第122 ～ 125页。

彭泽润、李葆嘉主编，2009[2000]，《语言理论》(第5版)。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王庆，2010，重提普通语言学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第1-4页。

叶蜚声、徐通锵，2010[1981]，《语言学纲要》（第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艳芳，2002，《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